名师大讲堂：窦怀永副教授主讲“关于敦煌写本避讳的几个问题”

11月25日晚，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窦怀永老师应邀作客我院名师大讲堂，在电子楼101为校区师生带来题为“关于敦煌写本避讳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该讲座由朱新林副教授主持。我院部分老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窦老师先给在场师生展示了特意携带的一件敦煌写本复制品，现场介绍了敦煌写本在纸张、形制、书法、题记、字形等多方面的特点，再以三星堆考古、《长安三万里》为“引子”，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出土文献的价值、敦煌莫高窟的基本情况和敦煌写本研究的热点等，让同学们对敦煌藏经洞、敦煌写本和唐代避讳有了整体认识。

在此基础上，窦老师结合大量的文献实例，首先指出敦煌写本避讳具有阶段性和宽松性的宏观特征。敦煌写本起于魏晋南北朝，迄于宋初，前后跨越六百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隋唐国家一统、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几个大阶段。由于避讳制度的严格松弛与政治制度的兴盛衰落关系密切，敦煌写本避讳就相应可以分作入唐之前、入唐至敦煌陷蕃、敦煌陷蕃以后至宋初三个大的阶段。讨论一个历史阶段避讳制度的宽与严，则必须基于这个阶段真正存在避讳制度和执行制度。敦煌陷蕃之后，与唐中央的联系被切断，原有的汉文化被强行废除，避讳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归义军政权在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军政集团，因此，避讳宽松与否的总结，应当以敦煌陷蕃之前的敦煌写本为研究对象，才会更加合理。通过对保留有明确时间纪年写本的统计，能够看出来，留存在敦煌的唐代写本对帝王名讳的规避是比较宽松的。

在总结了宏观特征后，窦老师为大家讲授了影响敦煌写本避讳的因素，指出写本避讳情况的宽严与否，更容易受到不同政权更替、写本残损程度、写本书手身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窦老师看来，避讳的基本目的决定了不同政权的更迭，是造成各个时期避讳特点差异的首要因素，而写本残损会造成个别讳字缺失、甚至一个写卷分裂成若干卷，导致使研究对象不完整，避讳结论容易有失妥当；再加上敦煌写本的书手涵盖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至少包括了官方书手、僧道书手、职业书手和百姓书手，社会阶层不同，主观理解不同，实际书写中的执行程度更加不同，最终会在避讳宽严、字形特点上表现出差异性。

最后，窦老师还介绍了敦煌写本避讳的三种主要方法，分别是缺笔、改形和换字。缺笔避讳就是在书写中，要故意将原字笔画少写一两笔，但是缺笔后的字形又不能与其他汉字字形相同，以防止混淆。这种方法成熟于唐代，在敦煌写本中使用率最高，也成为两宋以后使用频率较高、使用效果较好的避讳方法。至于改形避讳法，则是唐代独有的，主要是将含有“世”和“民”构件的汉字分别改变形体作“云”和“氏”，如葉、岷等字。换字避讳是利用汉字的基本属性，从字义相近、读音相近和字形相近等角度，用其他汉字来代替名讳用字。窦老师也指出，这三种避讳方法不仅仅是敦煌写本避讳的常用方法，也是经常能够在唐代的墓志碑刻中见到，比较常用。

在提问环节，窦老师简要说明了写本与刻本作为两大版本系统，在书写格式、传播方式以及版本特征方面各有特点，两者并行不悖，形成了互相补充的格局。此外，窦老师针对同学提问敦煌莫高窟与敦煌写本可能存在图文关系的问题，指出以莫高窟壁画为代表的图，和以俗讲为代表的文，可能是在敦煌当时社会中存在对应关系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营造当地的文化氛围。最后，窦老师建议同学们关注写本学兴起的趋势，多留意包括敦煌写本在内的多种写本，如地方契约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等，多关注微观视角的古代历史、古代文献研究。

【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 郝展韬 供稿】

[报告人简介]窦怀永,男，1980年出生，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写本学和避讳学，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秘书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和地方合作项目等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项目多项，曾在《文学遗产》《文献》《敦煌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敦煌小说合集》《敦煌文献避讳研究》等,古籍整理著作《古今岁时杂咏》《万历义乌县志》《崇祯义乌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