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与哈佛——两大留美学人群体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

本站讯 2019年4月1日晚7时，由学灯论坛组委会主办，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承办的启牖系列讲座第二讲“哥伦比亚与哈佛——两大留美学人群体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在电子楼101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卫威，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教授杨慧主持了讲座，并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向沈卫威教授赠送了学灯论坛启牖讲座纪念奖牌。

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场域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留学生知识精英构成了一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人文景观。如何评判这一中国新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学术课题。沈卫威教授立足于扎实的基础史料，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是新文学背后不同的海外教育资源，第二是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和哈佛大学留学生在文化理念上的冲突，第三是这两所大学的留学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文化的不同影响。

从自由主义到激进主义，再从保守主义到民国学术史，沈卫威教授追溯了自己的学术渊源和研究理路，在他看来，只有在细致梳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才能深刻理解民国学术史的思想意义，而也只有深入研讨民国的教育和学术才能发掘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知识谱系。正是在此辨证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当中，沈卫威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研究。接下来，他介绍了清末民初的教育形势。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中国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为了培养小学教师，中国开始创办师范学校，从日本聘请教师。1912年民国成立，创办了六所高师，培养中学教师。而随着一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陆续归国并占据教育要津，美国模式逐渐取代日本模式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沈卫威教授以翔实的数据资料指出，当时中国有三十多所知名大学的校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是杜威及其实验主义进入的中国教育和文化场域的通衢大路。这些哥大留学生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进，在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波杜威实验主义的热潮，对于彼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

哥大留学生掌握了中国大学的话语权，使得新文化运动的进展异常顺利。1920年，胡适促使北洋政府颁布法令，从当年9月起，全国小学一二年级语文课本改用语体文（白话文），哥大学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白话文学历经百年曲折发展终于取得巨大成功，在这背后离不开300多名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的互为奥援，同声相求。

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则对哥大留学生的影响力深为不满。1922年1月，哈佛学生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展开对胡适及新文化的批评，引发了中国大学教育中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学衡派”成员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翼谋等撰文反对胡适及白话新文学，他们从文化理念入手，釜底抽薪地指出胡适等人西方人文主义学养的不足，从文化守成主义的角度制衡白话新文学的激进主张。追溯起来，这场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革萌发于胡适与梅光迪在美国的争论——胡适的“八不主义”就是在与梅光迪的争论中形成。而梅光迪认为胡适的“八不主义”是剽窃自彼时美国“意象派宣言”的“六戒”理论。胡适在1916年底通过《纽约时报》的转载而获知“六戒”，并把这“六条规则”剪贴在12月份的日记上，同时批注说：“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不过，胡适仅言“相似”而未提及“借鉴”，从时间节点推考，此时他已将体现了自己文学革命的“八事”（即后来的“八不”）主张的论文寄回国内，并在翌年元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对于胡适有没有受到“六戒”影响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争议，在没有更为坚实的史料证据出现之前，暂且存疑。

嗣后由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强力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获得了重大突破，用胡适的话来说，陈独秀把他的文学改良主张变成了思想革命。而学衡派同人则认为胡适等人从哥大带回的实验主义过于浮浅，并非泰西文化的正宗。他们高举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旗帜，意在抗衡胡适得自杜威“实验主义”的实用理性的高涨。今天看来，学衡派同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保证中国千年诗国传统的赓续与发扬，而这何尝不是他们依靠不同的西学资源以另一种方式对于中国新文化作出的贡献。

在沈卫威教授精彩的演讲结束之后，杨慧教授代表学灯论坛再次对远道而来的沈教授表示感谢，并且提醒同学们认真学习沈卫威教授实证与思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治学路径，沈老师既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诚朴学风与考据功夫，又有“关心学术之大体”和“措意民意之大伦”的理论视野与社会关切。在随后的提问环节，沈卫威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有关留学哥大和哈佛学人不同文学选择、“新文化”主将胡适在婚姻问题上的“旧困惑”等问题，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