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第四场由桑海老师主持。姜飞副教授通过考据深入剖析了黄震遐的代表作《黄人之血》。《黄人之血》非常突出黄震遐民族主义观念中的主题：英雄-美女。黄震遐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传奇性，这其中蕴含了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诗中写到大元帝国远征欧罗巴，而在历史上，蒙古大军征服俄罗斯的时间是1240年冬天，那时还没有元朝。黄震遐作如此处理并非是因为知识的不足，而是他想要写出征服欧洲的是中国人。在诗中，黄震遐把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情绪代入到蒙古人的思想情感中，反映出1930年代的民族情感。与谈人李青果副主编认为，姜飞副教授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重新塑造了黄震遐的文学世界，是精彩的研究个案。李青果副主编提出学术背景对黄震遐创作的影响问题。边疆史在多大地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书写？可以把黄震遐放入其中进行考察。

于京一副教授论述了红柯小说从诗性浑然到理性自觉的衍变。红柯小说中充满了对大地的赞美，对生殖和生命的崇拜，其最终的意义追求是对生命自由的高扬。红柯在小说创作中，把历史、民族传说与英雄史诗融入到当代人的生存中，追寻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在后期写作中，红柯小说形成了某种模式化的文本结构方式，即在小说中以西域与关中/中原为地域界限，勾画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命形态与人生样式：一种淳朴自然、生命舒展，一种则欲望横生、异化扭曲。与谈人杨绍军教授谈到，于京一副教授致力于红柯研究多年，这篇论文对红柯的创作做了集释，思路清晰，内在逻辑严密。研究强调文本细读，解读除了小说中的隐性意义。于京一副教授对研究对象饱含关注和热情，但对研究对象存在的问题也予以指出。杨绍军教授提出，红柯先生已经去世，是否可以对红柯的地位意义做一个基本判断？

芮欣副教授以具体问题和事例为中心，通过对《秘密》一书的文学考古，绘制了一副彼特拉克的文学肖像。彼特拉克文学和学术的养成得益于大约十个世纪之前由奥古斯丁所奠定的基督教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之下，彼特拉克发现了时代的问题：经院哲学在教会的盛行，逻辑论证逐渐替代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人在仰望神的同时忽视了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彼特拉克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发现时代的问题，并通过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学术上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保持和继承了基督教文化的虔敬精神。构成彼特拉克精神世界的这两种不断角力的力量，激发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成果：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和活动。与谈人黄增喜老师认为，芮欣副教授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从一个人一本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变化。本文文献功夫扎实，信息量很大，但同时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一些地方行文游移，尚需凝练提升。

杨慧教授通过严密的考证追溯了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的创作与其在南开学校求学经历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端木蕻良曾在南开学校学习，校长张伯苓在学校中开展了最早的东北研究，让端木蕻良有自信去完成这样一部作品。在最初版的《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将科尔沁旗草原称为“黄色民族的惟一的火花”，并把东北人比喻成印第安人，赋予极高的荣誉。其依据何在？端木的这一譬喻源自彼时著名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有关“东省为中华民族之生命线”的论断，而潘光旦的观点可以溯源至美国学者亨丁顿。亨丁顿认为，东三省北部的居民是经过自然选择与淘汰从直隶山东两省中选剔出来的最精干的中国人，“未始不可以培植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出来”。而端木恰曾在校刊的“书报介绍”栏目中介绍过亨丁顿的这部著作。所以，在《科尔沁旗草原》的开头，端木冒着水灾、旱灾逃亡关东的人群，很多人死去了，但死亡遮不住生的照耀。与谈人姜飞副教授指出，南开学校招收东北学生的比例未必能说明南开对东北学生的重视，因为东北和天津相距不远。此外，应注意30年代历史背景下的世界认知，在当时，一般把日本人视为黄种人中最优秀的族群，所以，端木笔下的“黄色民族”含有与国际认知对话的意味。与谈人刘得兴助理教授提出，杨慧教授在论文中引用的对《科尔沁旗草原》的评论都是端木同代人的评论，如果引用一些当下年轻学者的评论，有可能激发出新的研究面向。

最后，金柄珉教授和李青果编审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金柄珉教授认为，本次会议以小见大、正本清源、重建价值，师生互动、共教共学、匡正学风。本次学术会议在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在为学术正名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在冷学、绝学的研究方面以及方法论方面体现了特色。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问题意识有待加强；方法论有待提升；有待加强对文本的文学性或美学的研究。本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成效却很大，“小而精、精而深、深而博”。在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里，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畅谈文学与学术，畅谈学术与人生，学术氛围浓厚、个性张扬有度，使人深深领会当代中青年学者独有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魅力。李青果编审则用两句话总结了本届论坛：学灯是学术的灯，也是我们的灯。学灯照亮学术，照亮学术道路。

（文 张雨萌  图 崔佳雯 杨潇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