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 2019年6月24日早9时，由学灯论坛组委会主办，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承办的启牖系列讲座第六讲“民国文献之于民国文学的意义”在电子楼404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山东大学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杨慧教授主持讲座，并向李怡教授赠送学灯论坛“启牖”讲座纪念铭牌。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侯敏教授、胡哲老师，山东大学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芮欣老师、唐鹏举老师和于京一老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基于不断追问“概念”的生成及流变这一学术研究的重要思路，李怡教授首先梳理了“民国文学”一词的学术历史。在“民国文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学界通常以“新文学”指称晚清新学以来的文学，但“新”作为一个与“旧”相对应的比较概念，并不具备确定性和稳定性，更不能准确地概括这一时期文学的根本特点，但学界仍沿用不断。“新”的感性本质期待学界以更严格、更确定的“时代意义”来加以定义，因而“近代”“现代”这两个借自日本（系日文对modern的翻译）、内涵相类而未免含混的概念逐渐进入中国学界视野。进而分疏，1920年代之前，知识界多使用“近代”，直至1930年代，“现代”一词才得以普遍使用（“近代”仍在沿用），“现代文学”的概念也由此产生。及至1950年代，重新划分并阐释苏联历史的重要文献——由斯大林亲自审查、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史学家集体编著的多卷本《世界史纲》，进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文献对“近代”和“现代”的概念作出明确区分，提出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人类历史进入“近代”，而“十月革命”则划分了“近代”和“现代”。照此划分，“近代”中国历史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历史跨入“现代”。可以看出，1950年代借自苏联的“现代”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尽管“现代”一词经过演变，其含义逐渐固定，但从学理上来看，中国语境中“现代”概念的认定始终处于断裂的状态。1980年代以来，以汪晖、陈平原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开始重新清理这一关键问题。遵循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历史史实，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力求突破原有“现代文学”所指涉的时间桎梏，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上溯至晚清。具体来说，1997年，陈福康先生发表了《“现代文学”，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一文，该文最早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认为“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无力概括晚清以来包括遗民文学在内的多样态的文学创作。近年来，张福贵、汤溢泽、赵步阳、杨丹丹等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再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指称来看，一个概念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取代另一个概念，而其发展印证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补充的内在关联，由此我们应当正视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迥异特点。细论起来，这一命名方式的转换表面上来看是为了打通晚清，近代和现代的时间区隔，实质上意味着其所指示的国家社会的概念不是来自对外来思想的借用，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特定生存阶段的真实的称谓，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学术自觉、努力排除苏联“革命”史观的影响，寻求文学自身规律的产物。由此，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才有可能展开为过去所忽略的历史细节，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
概念的准确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清晰度，在此基础上，民国文学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文献支撑。在时间界定上，民国文献不等同于台湾文献，而指向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历史文献。而从物质基础看，1912年至1937年间的文献用纸多是易酸化和老化的进口工业化纸张。至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以后，纸张难以进口，文献印刷回归尽管粗糙但相对坚韧的传统纸张，因而这一时段的民国文献保存较好。1945年抗战结束后，工业化纸张重被使用，发黄、变脆的现象再度出现。
除此之外，民国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异常困难。一方面，由于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文献保存也随之变化，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创办的刊物《赤光》为例，因其存留台湾而难以为国内学界所用。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战乱频发的历史状况致使文献散佚严重，如路翎在担任四川合川县《大声日报》文艺副刊《哨兵》编辑期间（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2日），曾发表作品8件，却未被《路翎文集》收录，从而影响了路翎研究的完整性。从上述民国文献的具体特点出发，李怡教授谈及散落的地方性民国文献对民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李怡教授认为重新考掘这些史料有助于我们打破僵化刻板的文学史叙述，转向史料本身所内蕴的历史信息。以何其芳为例，据其妹夫方敬在回忆录中所述，何其芳1930年代居四川（今重庆万州）时尚未闻及“新文化运动”，其诗歌创作仍旧沿袭传统文脉，显然，这一史实打破了《新青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学史叙述。又及，既未留洋，又处蜀地的李劼人早在1915年7月于《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2卷1期上就开始连载白话文小说《儿时影》。因此，白话文的诞生并不必然地指向《狂人日记》，李劼人《儿时影》无疑代表着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演变。
在李怡教授看来，加强文献意识，自觉认识文献的复杂性、丰富性，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的研究永无止境，这也正是民国文献与民国文学研究对学术研究的启示。李怡教授此次讲座旨在采用词源学追溯源流的方法，深入考辨不同概念的源流及演变，并兼及物质史对史料研究的影响，同时充分注意到地方文献的价值与意义，视野开阔，逻辑清晰，极富启发性。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 边雅妮、曹前 图片 崔佳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