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论坛 启牖讲座第八讲】汉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

本站讯 2019年6月26日晚7时，由学灯论坛组委会主办，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承办的“启牖”系列讲座第八讲“‘汉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在电子楼101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李今教授。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杨慧教授主持讲座，并向李今教授赠送学灯论坛“启牖”讲座纪念铭牌。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于京一老师、唐鹏举老师、芮欣老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今教授首先从自身的学术实践和研究心得入手，认为“史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动力。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研究者往往是在搜寻、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与一般成见、定论的不同之处，由此确立研究议题，进而继续探寻相关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材料”，而且决定了最终论述成文的“形式”（形状），所谓“量体裁衣”是也。可以说，“史料”的作用和价值贯穿研究过程始终。李今教授认为，探寻勾沉“史料”是学术研究最基础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如“站在岸上学不会游泳”一样，做文学史研究要一心扑在史料上，跟着史料走，跟着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困惑走。尽管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研究者无法做到“竭泽而渔”，但须要做到将所涉重要史料“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史料是研究者的史料，研究者只有通过阅读史料进而发现问题才能占有史料。

正是在对上述学术方法的实践中，李今老师通过广泛阅读书目，发现晚清民国时期大量的翻译作品中存在译者和著者的署名、作品译名并不规范的现象，正是带着这样的困惑与疑问，李今教授广泛、深入地阅读史料，从而展开了“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其数据库建设”这一重大项目的研究。在李今教授看来，学术研究是一条“进入史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最终进入研究”的路径。总结多年来“汉译文学”的研究经验，李今教授认为所谓的“新史料”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其一，与已出版的各类史料相比，文本辑佚无疑指向史料之“新”；其二，伴随研究视野和相关理论的转变与突破，以往处于边缘、少为人知的材料往往会成为“新史料”；其三，纠正被误读、错解的史料，即史料的正解也指向史料之“新”。而“汉译文学”史料正是在后两个层面上代表着文学研究中对“新史料”的考掘与发覆。

1970年代以来，随着荷兰、挪威等低地国家翻译理论的转变，即从“以原著为中心”转向“以译著为中心”，文学研究者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逐渐意识到翻译是一种“改写”，原著与译著之间并不等同，而译著不能不受到来自译者一方的历史社会、美学语境、个人修养等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能将阅读原文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和阅读汉译版本的翻译文学等量齐观。进而言之，“汉译文学”与“翻译文学”的概念界定也建立在对汉译史料的认识基础之上，在本学科的范围内，“汉译文学”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了其是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深究起来，“翻译文学”与“汉译文学”的概念混淆，一方面是受民国时期教育现状制约，即教师为方便教学，往往在授课过程中采用中译本作为学习外国文学的教材，另一方面，受到当时翻译观念的限制，文学界仅仅将翻译作品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

除了“翻译文学”和“汉译文学”，李今教授认为厘定“世界文学”的概念也是题中应有之义。1827年至1830年期间，歌德首次明确提出世界文学观念并进行系统论述，认为世界文学合乎世界主义理想，并推动世界各民族文学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的状态而影响融合形成一个有机体；反之，各民族文学将通过进入世界文学的平台进一步彰显自身的意义和价值。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沿用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但同时强调随着物质生产的全球流通，精神生产也渐备世界性，从而在现实基础上指出了世界文学正在形成的条件。而新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概念再度被提及，李今教授认为这是受翻译理论和接受理论的勃兴所致，其中影响较大、较为合理的界定来自哈佛大学的David Damrosch教授，他认为，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并且正是通过翻译，民族文学才能成为世界文学，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得以确立。进而言之，世界文学的建构实际上正是通过翻译文学来实现的。这一结果终将是，译作迈过原作，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成为独立的生命体。可以说，世界文学正是由译本构成的，是融合了原语国文化和译语国文化的共生结果。而这样的看法无疑颠覆了以往学术界有关世界文学的马赛克式的、拼接式的定义。

      接下来，李今教授通过回溯文学史写作的发展演变阐释了“汉译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位置。具体来说，关于翻译文学的相关研究在1949年之前仅处于起步阶段，或是介绍翻译家和翻译团体，或是将翻译文学与小说、诗歌等文体并置一处，呈现出研究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样态。而1949年以后，文学史的编纂及叙述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文学被视为外国文学，甚而遭到删汰，被人遗忘。1980年代后，翻译文学也仅被视为文学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未得到深入研究。总体而言，文学翻译事件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翻译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表明后者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更是世界文学体系的一部分，这从彼时的体裁分类及语言语法即可见一斑，再及，这种面貌同时也决定了新文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是比较研究。目前，翻译文学仍是一块有待耕耘的处女地，而正视“汉译文学”的研究价值无疑将会更新我们对新文学的性质及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认识。

最后，李今教授简要地介绍了汉译文学研究的几种类型。其一，概念史研究，也即关键词研究，主要成果如陈力卫的《东来东往：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其二，译本的版本梳理，这一研究类型着重描述文学作品的旅行路线，较少涉及译本的其他层面，如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其三，汉译译作文本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如：王风的《周氏兄弟早期著译语汉译现代书写语言》即属于这样的研究；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这是关于翻译社团，翻译活动等的研究，如：王晓明的《从一个特殊的翻译组织方式看80年代中国翻译运动》。

综上所及，李今教授题为“‘汉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讲座在对文学“史料”切真认识的基础上，从概念界定、源流梳理、研究状况及具体方法等方面深度讲述了“汉译文学”的发展样态，并以此为切入点，梳理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全新认识。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曹前    图：崔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