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 2019年6月29日早8时，由学灯论坛组委会主办、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承办的“启牖”系列讲座第九讲“杨振声与北方文坛”在电子楼101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山东大学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教授杨慧主持了讲座，并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向解志熙教授赠送了学灯论坛“启牖”讲座纪念铭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姜飞副教授，辽宁大学文学院胡哲老师，山东大学517888九五至尊线路测于京一老师、唐鹏举老师、芮欣老师参加了此次讲座。
回望历史，追问迷思。解志熙教授以一代文坛健将杨振声入题，将杨振声还原到历史语境以及文学文本内部进行考察，并对其自身所具备的文学价值进行重估与确认，对比当下文学史中杨振声书写被忽视、被遮蔽的事实，解志熙教授以问题为导向切入研究对象：寥寥仅仅说《玉君》——杨振声为何长期声名不振？解志熙教授首先对以往杨振声研究文献进行了爬梳，其中对杨振声文学价值与影响较为肯认的是两部文学史著，一部是唐弢主编、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另一部是钱理群等合著、1998年修订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而关于杨振声的研究专著，迄今只有一部《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由此，解志熙教授试图将声名不振的杨振声重新放回到文学史脉络中，追溯其渐趋隐没的历史路径，并推考出四个原因：其一，杨振声去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较早淡出人们视野，被学术界所冷落。其二，由于文学研究的中心长期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封闭性欣赏，因此对杨振声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以至新文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有所忽视。其三，杨振声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并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进展。最后却可能关系最大的原因，即是当代学界精英的文学趣味之变化。解志熙教授以萧乾的叙述为例证，发现相较于杨振声气豪笔健的诤言以及始终坚持为人生的严肃创作，当代学界精英更倾向于主流京派文人的精致丽糜之诗文、风雅旷达之风度。解志熙教授进一步发现，学界对于杨振声在京派中地位的忽视，在无形中“反证”了杨振声与京派阵营之间若即若离、未尽一致的复杂关系。
拨开迷雾，重振其声。解志熙教授在分析了杨振声寂寞无声的原因后，重新切进其文本内部以观照杨振声的创作历程，在把握文本历史语境基础之上，深入阐释文本的内在价值与影响，以时间为线索向大家还原出被遮蔽的杨振声三十年所走过的坚持与拓展之路。1919年起，杨振声就开始致力于小说创作，二十年代前半期先后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多是揭露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又带有乡土小说的风味，被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特别赞誉“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但鲁迅对其精心推出的中篇小说《玉君》（当时称为长篇小说）却贬多于褒。对此，解志熙教授深入到杨振声《玉君》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形式、创作态度，认为《玉君》绝大部分描写都颇有真实感且很讲究艺术分寸，并援引陈西滢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中对《玉君》的肯认与推举，来对鲁迅依照写实主义的批评标准得出的稍有偏颇的误解展开合理辩驳；1926到1937的十余年间，正是杨振声在小说创作收获不菲、趋于成熟的时期，陆续奉献出十个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前一半延续了“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创作倾向，后一半则有可喜的新拓展。在此，解志熙教授对《抢亲》、《报复》、《抛锚》展开文本细读，同时肯认了杨振声这些描写北方渔民生活、渔家风俗的短篇小说在三十代的新文坛上的重要价值。杨振声写作的拓展体现在多个方面，解志熙教授接着分析了其在散文尤其是杂文写作上的成就。杨振声三十年代的杂文多针对教育问题而且立言恳切，解志熙教授通过检点这些杂文，发现、总结其杂文的特点：不仅与鲁迅自“五四”以来批判国民性弱点、改造国民精神的观点相一致，而且与三十年代鲁迅重新发掘民族脊梁、重建民族自信的立场相呼应。不仅如此，杨振生声的杂文善于以切身的生活经验来说明比较重大的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抗战及四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外部与内在环境条件，杨振声仍黾勉从事，秉持不屈的民族意志、人文学者关怀民生的良知与道义奉献出《荒岛上的故事》、《黄果》和《他是一个怪人》等小说。解志熙老师特别强调，这一时期杨振声的散文写作渐入佳境，从1939年到1944年，他撰写发表了多篇“知性散文“，并给予“这些篇章将洞达入微的人情世态以精警透辟的语言表而出之，确认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出类拔萃之佳作、足以传世之名篇”的高度评价。
借人述史，发掘潜脉。解志熙教授将杨振声个体作家研究置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借以深入探讨三十年代的北方文坛看似其乐融融、一团和气的背后所呈现出各方文学力量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博弈，更以别具一格的眼光追踪京派的兴衰及其限度。以点带面，由浅入深，勾连起北方文坛重振的整体脉络。盖自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京派渐臻于扩大化和夸大化的阐扬，模糊了京派阵营与北方文坛的界限，解志熙教授首先将现今看来已匀质化的京派和北方文坛的概念进行界定与厘清，以京派的兴、盛、衰为线索来重做检讨，重新审视其问题与限度。京派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早期京派以周作人为中心，由北平学院中的现代风雅名士和文学新秀松散组成，在新文学中心南迁之后默然支撑北方新文坛。解志熙教授认为，早期京派的显著成就表现在把抒情主义的自我抒写提高到优美精致的新风雅境界，形成以周作人引领下守弱自适、独抒性灵、趣味低回的早期京派文学之风尚，而无可讳言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文学风尚逐渐使新文学偏至到以文弱阴柔自居之病态和以唯美修饰自私之作态。面对北方文坛的纤弱病象，杨振声严厉指斥周作人等资深京派作家坚持的“遁逃于艺术”、“文学无用论”等推卸作家对于国家社会责任的文学观。批评之余，杨振声决心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以推动北方文坛的变革，这具体表现为：提携年轻的沈从文与萧乾，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让沈从文与萧乾有机会走向北方文坛前台，企图让他们为北方文坛注入刚健朴质的活力，恢复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传统。解志熙教授指出，杨振声此举的确让沉闷的北方文坛得到了迅速拓展。以杨振声个人努力透视整个社会背景，解志熙教授发现三十年代中期，至少有两支人马开始介入北方文坛，努力推动其复苏和重振：第一支即是由胡适支持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而杨振声实乃其中的“先锋官”，这一派与以周作人为首的早期京派存在着合作但并非“合流”的关系；另一支来自以上海为基地的泛左翼阵营，其向北方积极拓展，通过郑振铎和巴金的中介和中和，与杨振声出面推动的北方文坛改革之举及叶公超等人推动的北方校园文艺活动相互呼应，从而改变北方文坛格局，为其注入活力。解志熙教授在这里再次强调，复兴的京派不等同于重振的北方文坛，以朱光潜的回忆为证，重新审视京派之概念。由此，解志熙教授深入到对三十年代中期（1933-1937）京派的复兴和北方文坛重振之关系的探讨中，1933年以来，得力于一些北方文坛骨干如：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林徽因和李健吾等人的中道加盟，京派由此迎来了一个群星灿烂、佳作频出的中兴或复兴之阶段。但解志熙教授强调，在一派和谐表象背后，是多种交集与分合的关系，甚至不无严肃的分歧和论争。这当中包括郑振铎、巴金这样准左翼作家对于以周作人为首的京派之做派的不以为然，同样地，杨振声等《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人士与同属自由主义阵营的老京派作家也存在种种分歧。在这里，解志熙教授通过三个例证梳理了《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对京派由隐到显的批评过程，显示出《现代评论》-《新月》坚守的独立性，进一步从人生态度上、文化思想上以及文学趣味三个方面指出《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与京派的真正差异。《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作家在批判京派名士消极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和孤芳自赏的文学趣味方面，和左翼作家存有的一致性都体现在对于一种积极负责、关怀社会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态度之信守。解志熙教授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对《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这一文坛盛事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按照近些年流行之见，此事件纯属京派文学盛事，体现京派强大的文化权力。但解志熙教授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并且带着美学意识形态偏向的历史叙述，在他看来，这次评奖活动乃是文坛各种力量交集和博弈的结果，恰恰折射出京派的由盛转衰、显示出文学导向的转换。不久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加剧了一度重振的北方文坛的分流和分延，而一度复兴的京派也随即分化和衰落。
肩扛道义，气豪笔健。从广博繁杂的历史洪流中回归到作者个体讲述，解志熙教授再次聚焦抗战爆发后的杨振声，观照他在严峻的历史挑战面前是如何肩扛重振北方文坛的旗帜，又是如何坚守新文学的前途与使命。具体表现在：其一，为国惜才，积极带动北方文人南渡，坚持抗战并赓续新闻学的命脉。其二，据理力争，积极推动新文学教育在大学的开展。其三，率先垂范，带动了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的散文写作风。其四，奖掖后辈，培养新文学创作的后备力量。抗战胜利后，年近花甲的杨振声老当益壮，再次充当了推动北返的北方文坛重振之先锋，着力恢复有影响力的北方大报、开创新报刊、培养提掖青年人。由此，北返的北方文坛不分新老与派别而济济一堂，重新复振。
解志熙教授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严谨细致地考辨史料，通过清晰缜密的逻辑展开层层论证，将一个在纷繁历史中被遮蔽的文坛健将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勾连出个体作家背后复杂的派别关系以及一个流派的兴衰之变，让同学们对于北方文坛的重振有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把握。借由此次讲座，解志熙教授结合自身研究实践向同学们传递了语文学的治学方法，首先要精细地审订文本，其次要准确地把握文本的历史语境，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深入地阐释文本的人文（文学）意义。解志熙教授以其高见新义、沉思翰藻点燃了同学们的学术热情、丰富了同学们的文学视野，对老师传递出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表示受益匪浅，讲座在同学们的意犹未尽之中走向尾声。
文：崔佳雯 图：崔佳雯
